七星策略重农思想推动了秦国国力的提升，最终成就秦始皇统一六国_农业_粟多_田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思想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七星策略，社会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在这种“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学说、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适合列国的图强策略。

在古代，谈论国家的强与弱，实质就是在谈论一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是繁荣经济、富国足民的基础。《管子·牧民》说：“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他，国之富也。”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就是五谷、桑麻、六畜等农业产品。所以《管子》又说：“农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只要田多粟多国家才能富裕起来。

农业是社会安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管子·治国》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只要百姓有粮食吃，他们才会安于稳定，才会敬上畏罪，有敬畏之心，才易于治理；但若民贫必然轻家，必会为一线生机甘冒风险，则难治也。所以，国家要保持社会安定，首先就要使百姓吃的起饭，穿得起衣，这才能让百姓安乡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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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管子·治国》：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深刻地指出了粮多、国富、兵强之间的内在关系。前文《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能吃饱饭是关键》里提到，行军打仗，最为关键的就是粮草，粮草断则兵败如山倒。

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括而不至。”由此可见农业在古代政治家眼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这两个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农业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只要粮草充足必是攻能取城、守能拒敌，所以要固守国防，必须重视农业。

以上是从富国强民、社会治安、巩固国防等需求角度说明农业的重要性七星策略，接下来我们再从农业知识和政治角度看看重农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

从西周时期的一些著作对对农耕文化的描述就可以佐证当时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尚书·洪范》说：“庶徵：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书中详细描述了农业关键就在于雨、晴、暖、寒和风这五种天气对庄稼的影响，只有均匀调顺时，庄稼才能丰收，其中这五个因素缺一不可。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西周人们对农业生产的相关知识已有很科学的认知。

在《国语·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中提到：

“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时乎成，是故稷为大官。”由此可见负责农业的官吏是大官，更加佐证当时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另外在《诗经》有关农业活动的记载就更多，如《诗经·小雅·北山之什》记载的：“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周官·大司徒》载“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之说，可以佐证当时农业官员对土地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肥沃、贫瘠的判断标准。同时《诗经·小雅·大田》中记载“去其螟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可以判断当时的农业耕作已经不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已经是农业合作规模性生产的雏形。

从以上部分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已经认识到农耕不但要勤耕细作，还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雨水、日照等一切自然现象都对农业有一定影响。同时也认识到金属农具在农耕中的重要性，土地的翻耕、休耕、轮作以及田间管理和防治害虫等知识。以上种种表明周人对农业认知已经具备了基本专业的农耕知识，由此可见当时的执政者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这些农耕知识积累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出现铁制农具和牛耕的结合，同时由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广泛推广使用。从而使当时的农耕经济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更是重农思想逐渐成形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春秋时期的《墨子·七患》中讲到：“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善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成。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翟将不重视农耕称为亡国的七患之一，从粮食是民生所需、国家所赖的角度论述了农耕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孟子的弟子所录的《寡人之于国也》中记录了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段话可以总结为孟子告诉梁惠王只要尊重自然法则，重视农业，事有法度，与民休养，才是治国的王道。

李悝曾向魏文侯提出“尽地力”和“平籴法”两种重农方法，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又能让更多人填饱肚子。《南史·列传·卷三十九》李悝曰：“籴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李悝是早期法家代表之一，他认为“农事害”是“饥之本”，并提出了“农伤则国贫”的看法。他同时还鼓励农民“治田勤谨”，“力耕数耘”，把农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所以著名历史学家、郑州大学原教授高敏先生认为重农思想的真正确立应从李悝时开始的。

由以上可知重农思想在春秋时期各种思想体系不断融合下，在各国政治层面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到了战国中期在李悝和商鞅的不断推动下，重农思想已经在各国成为最重要的强国认知，商鞅也将李悝重农思想带到了秦国，并且他的主张更激进，《史记·商君列传》里是这样记载了商鞅的变法：“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不好好种地，游手好闲的就罚为官奴，就由此可见商鞅有关农业的变法不但激进而且苛法。

秦人从弹丸封地到立国、再到统一，历经36代国君，正是在这些政治强人的带领下，使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一个“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的大国，这一切都与历代国君的勤政与重农思想是分不开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三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正因为有了这些贤君明主，才懂得如何制订出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史学界普遍认为秦国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从秦孝公时期开始的，虽然这之前秦国农业受到列国的影响，也很受重视，但局面和秦孝公即位时不同日而语。秦献公开启的中兴之路传到秦孝公手里时，也就算初见端倪而已，依然面临着弱肉强食的局面，秦孝公勠力推行变法就是为了中兴穆公时代的辉煌。

而这时带着重农抑商思想的商鞅便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开启商鞅变法。变法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垦草令》的颁布，其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是有关农业最重要的法规，将重农思想提升到空前的重要高度。

商鞅通过前后两次变法，制定了《田律》《厩苑律》《仓律》《徭律》《效律》《司空律》多种法规，以此来发展农业经济生产。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历代君主先后对重农法规作出一些修订和增补，但无一例外将重农提升到法规层面，以法律条文来指导农业生产。

当时秦国管理者不但有重视农业的法规，也有保护农民的措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从这里可以看出，秦管理者在农业生产受到灾的情况下，会及时减轻农民负担，并奖惩各级官吏，就算现在看来也是惠民利农的救灾好措施。

只有勤勉执政的管理者才能为重农思想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了国泰民安的大环境，秦国的农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才能富国强民。这一切都是秦人不断向列国学习，积极融合周遗民农耕技术的结果，他们在不断学习融合中，更加认识到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再通过自身的不断地摸索，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

而逐渐形成的重农思想又反过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勤勉执政和重农思想互促互进发展的推动下，秦国国力才日益得到提升，也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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